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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东兴秘练抓捕四人帮

来源:娱乐圈|责编: 陈德佑|2015-08-27 09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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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10月8日,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、罗马尼亚《社会主义时代》杂志总编辑斯特凡·沃依库率领的罗马尼亚《社会主义时代》杂志代表团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会见时在座。

 

  1978年10月8日,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、罗马尼亚《社会主义时代》杂志总编辑斯特凡·沃依库率领的罗马尼亚《社会主义时代》杂志代表团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会见时在座。

 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。

  汪东兴回忆说:

  “第二天,也就是6日上午,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,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。”

 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,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,可以说是驾轻就熟。这一回,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:

 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,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,主要议程:

  一,审议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清样;

  二,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。

 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,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。

  (签字):汪东兴

  中共中央办公厅

  1976年10月6日

  发出会议通知,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。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,即李鑫、张耀祠、武健华,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:

  调兵遣将,宣布纪律──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,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,参加行动。进行战前动员,宣布纪律,进行宣誓;

  人员分组,明确任务──负责抓捕王、张、江、姚各一组,每组三四人。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。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;

  踏勘现场,模拟练习──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,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,灯的开关在哪里,都要一清二楚。捕人时如何格斗,也进行了模拟练习。

 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:

  “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,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,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,方便一点。应该由我做,应该做好。

  “在做具体工作时,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、张耀祠、武健华。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,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。

  “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,不应该考虑这些了……”

  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,参与了这次行动。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,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:

  “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。是叶帅派我去的。那时叶帅决心大,行动快,‘四人帮’准备10号搞政变,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(行动),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,地点(选)在中南海怀仁堂。

  “事先都做好了准备。因为是突击任务,要绝对保密。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,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。临走时,我对爱人说:我有任务,要到外地出差,时间可能长一些,几个月,半年说不准,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,也不能给你写信,你不要找领导打听,也不要告诉孩子们。我这次是秘密行动。

  “等我赶到指定地点,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。每个人都带着武器,神情也特别严肃。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,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。所有到场的人,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,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。

  “不一会,汪东兴来了。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,宣布了几条纪律,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,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,要搞垮我们的党,我们都是共产党员,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,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,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。

  “随后,他就领着我们宣誓。誓词很短,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,要服从命令,保守机密;要勇敢战斗,不怕牺牲;要誓死保卫党中央;中央叫我们怎么干,我们就怎么干!

  “宣完誓,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,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,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,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。”

 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,问道: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?”

  这时候,有人问:“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?”

 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:“如果有人开枪,你们就往死里打,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!”

 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?

  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。张春桥、姚文元是“秀才”,不会动手开枪。但是,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。他经常到靶场练枪,据说枪法还可以。

  另外,还考虑到毛远新。那时候,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。

  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毛远新都有警卫,警卫都带枪。

  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,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:“如果有人开枪,你们就往死里打,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!”

  我们根据汪东兴的命令,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,悄悄埋伏下来。

  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九号楼。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“导演”,但是他不露声色,连他的机要秘书、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。

  10月6日上午,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。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,批文件,读书,看报,甚至还照常学英语。

  在这大决战前夕,叶剑英守口如瓶,处之泰然。

  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回忆,在10月6日下午三时半,红机电话响了,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。

 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。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“叶办”:“晚上八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,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。”

  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,叶剑英说:“准时赴会!”

  这时候,“叶办”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。

  六时一刻,司机老赵开来“红旗”牌大轿车。警卫参谋“马头”护送叶剑英上车。

  据“马头”回忆:

  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,叶帅问:“‘马头’,你注意一下,钓鱼台方向,有没有红旗车过来?”

  开到六部口的时候,叶帅又问:“‘马头’,你对中南海熟不熟?”

  我说:“熟呀!”

  他问:“怀仁堂有没有后门?”

  我说:“有后门!”

  他又问:“能进车吗?”

  我说:“能进车!”

  我当时觉得,今天怎么啦?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?

  晚七时──准确地提前一小时,叶剑英几乎和华国锋同时到达怀仁堂。

  这时候,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。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。

  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,发生了一个小插曲:

  警卫参谋“马头”按照惯例,在叶剑英下车之后,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,紧随其后,步入会场。往常,“马头”随叶剑英进入会场,待叶剑英坐定,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,然后退出会场。“马头”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,都是这么个“程序”。不光叶剑英如此,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。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,总是由警卫参谋、警卫或者秘书持包。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,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。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,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。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、秘书休息室。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,警卫们、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……

  然而,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:当“马头”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,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卫科长挡住!

  原来,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,除了首长本人之外,任何警卫、秘书不得入内。不言而喻,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。

  正因为这样,连“马头”也被拒绝入内。

  “马头”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。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,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。“马头”无奈,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,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,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。公文包一滑,从“马头”手中掉下,啪的一声落地,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。

  这时,警卫科长只得随机应变,让拾起公文包的“马头”进入会场,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。

  “马头”照办了。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,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……

  本文摘自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,叶永烈 著,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9年6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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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东兴 汪东兴

汪东兴,1916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,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无产阶级革命家,原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顾委委员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随后参加了红军,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,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,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。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,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,对领导人的起居、出行等负责,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,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。是四人帮抓捕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 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,因病医治无效,在北京逝世,享年10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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